文／林欣藝 家庭照顧者 很多人會說，失智的人就像孩子。 我其實不太喜歡這樣的說法，失智的人並不是變成孩子，她仍然知道自己是一個大人。她曾經是母親，是長輩，是一個有生命經歷的人，有些人會用哄小孩的語氣和她說話，聲音過度輕快，內容也變得敷衍，她其實聽得出來。

文／蕭采媞  藝術工作者 在台灣人面對死亡時，家裡會開始後悔哪些事情沒有做到？遺憾沒有好好把握時間或記錄下來？病人也會想著：我要留下什麼給家人？讓自己離開後，家人也能夠繼續過的過好日子，盡量將自己所做到的留下來給家人，減少家人未來的負擔，在這過程中，大家都忙於處在害怕或焦慮及各種擔憂上，而卻忘記好好照顧自己的心，病人也未必能在最後得到安心的離開。

文／顏鈺杰 邁向第三人生有限公司 創辦人 「老師，我不小心按到這個會不會壞掉？」 在嘉義神農社區的教室裡，這是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。面對智慧科技，許多長輩的第一反應不是好奇，而是顫抖與退縮。看著他們，我總會想起童年的自己——曾經因為家管嚴厲、電腦老師兇惡，而對科技充滿窒息感的孩子。那份「擔心出錯」的陰影，讓我比任何人都理解樂齡學員面對手機時的退縮。誰能想到，當年那個害怕電腦的孩子，後來透過攝影美學找到了自信，甚至在學習攝影僅三個月後，就獲得了攝影比賽冠軍。這份從恐懼到自信的轉折，成了我的教學初衷。我常對學員說：『科技是為了讓生活變便利，而不是製造困難。』在成人教育的視野中，這是一場深刻的『轉化學習』（Transformative Learning）。數位學習的終點，不在於記住多少複雜的按鈕，而在於觀點的翻轉——消融那份恐懼，重新找回對生活的掌控權。

↑Buurtzorg嘗試解決結構性困境。(圖片來源/顏鈺杰) 文／顏鈺杰 邁向第三人生有限公司 創辦人 隨著台灣長照3.0政策正如火如荼展開，預算與服務量能雖持續擴張，但在亮眼的數據背後，第一線照護現場卻正經歷一場深層的結構性危機。回頭檢視歐陸長照的發展過程，同樣曾受「新公共管理」（NPM）政策的全球性影響，將照護視為工廠流水線上的標準化產品，拆解成碎裂且僵化的計費編碼：餵藥2分鐘、穿衣3分鐘、洗澡10分鐘 。台灣遇到困境包含目前的給支付制度設計，使得居家服務與社區日照中心更傾向於接納服務難度較低、還能走出家門的「輕中度」失能者。對於需要高度密集照顧（如頻繁翻身、管路護理）的「重症」患者，現行的「計件收費」或「標準化項目」難以涵蓋其複雜需求，導致這群最脆弱的家庭反而成為體制的「退出者」。如此「避重就輕」的結果，導致他們的需求往往消失在統計圖表之外 。

文／謝孟哲 頑童樂心旅遊團策劃人 「你們為什麼要對我們這麼好？」 活動結束前，一位82歲的奶奶握著我的手，輕聲問出這句話。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 原來，在許多長者的生命裡，被真誠地傾聽與耐心陪伴，竟然是一件如此難得的事情。 這句話，也成為「樂齡心情小旅行」整個計畫最深刻的註腳。

文／Rita 「新日子」策劃人 在社區陪伴的日子裡，我常看見一個畫面—長輩們會提早二十分鐘到教室，把包包放好，坐在熟悉的位置上，靜靜等著課程開始。那不是因為課程多熱鬧，而是因為有人會準時出現。一堂又一堂，連續每周的見面，同學彼此之間，也更熟悉，而我們對長者輪廓的認識也更立體多元。 在我們的文化裡，在家庭日常中死亡很少被談起，「不要說這個，不吉利」、「想那麼多做什麼」，於是，我們學會努力生活，卻很少被教過：當告別真的來臨時，我們該怎麼安放自己？其實，多數人並不是不怕死亡，我們怕的是話沒說完，是情緒沒有出口，是一生走到最後，卻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否曾被好好聽過，與家人還有哪些未道完的話。

文／施昱廷 健悅管顧技術長、職能治療師 在我們談論高齡居住議題時，焦點往往集中在硬體設備的「安全」與「無障礙」。然而，對於許多健康或亞健康的長者而言，從居住數十年的老家搬遷至高齡住宅或養生村，面臨的真正挑戰，是心理層面的「地方依附感」(Place Attachment)的失落。

文／台大健康政策管理研究所高階經營專班組共同投書（智齡科技副執行長謝美芬、中衛發展中心經理陳嘉娜、壯生醫療器材副理盛楚楚、耕莘醫院外科部主任陳建銘、齡活長照執行長彭紹宇） 台灣自2014年起推動「急性後期整合照護（Post-Acute Care, PAC）計畫」，原意是讓病人出院後有機會在黃金期獲得整合復健，使其恢復功能或減輕失能程度，順利銜接到社區與長照，不再在醫療與長照體系中反覆穿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