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診所收到主管機關發來通知，希望我們在今年內可以完成ACP(也就是預立醫療照護諮商)簽署數達到某個數值，我訝異於這種各醫療單位分配額度下去完成的作法，再看看各大醫院要達到的份額高達上千個案，更是感到匪夷所思。

我的診所收到主管機關發來通知，希望我們在今年內可以完成ACP(也就是預立醫療照護諮商)簽署數達到某個數值，我訝異於這種各醫療單位分配額度下去完成的作法，再看看各大醫院要達到的份額高達上千個案，更是感到匪夷所思。

我當然了解目前在政策面大力推廣ACP簽署，是期望每個人對自己的醫療選擇有更多的主控權，特別是在面對生死難關之時。一個比較好懂得說法就是：希望大家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達到善終。

只是我讀到上述通知時，百思不得其解：難道簽署ACP人數的增加，就表示能善終的人數有所提升？難道這些簽署了的人就一定能有更美好的臨終照顧？

我想起兩位病人。第一位是已經簽訂ACP的長輩，他的家屬曾跟我描述生命最後過程是這樣的：「我爸那年總共三次住院，住院期間我們有請看護，但我理解照顧病人不容易，特別我爸吃飯很慢，總要耗時很久，我怕其他人沒耐心，所以我照三餐親自到醫院去餵爸爸吃飯。」

「第一次住院期間，某一天我去餵飯，我爸爸突然大哭，他要求不要用尿布，不想被綁在床上，我耐著性子跟他說因為你行動不方便，要讓你離開床去上廁所，總是來不及，所以才要包上尿布，又因為擔心你會從床上起來後跌倒受傷，所以把你約束在床上。」

「我爸爸說他動作慢和容易跌倒也不是住院後才開始，他在家裡也是這樣，可是他在家裡就不用穿尿布、不用綁手綁腳。沒想到住院後，大家都說為了安全，所以他必須承受這些，但他已經忍受很久了。」

「我拿出耐心和笑臉哄爸爸，好不容易才安撫他。離開病房，回家的路上，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。那是我爸爸，我不忍心他這樣難受，可是，醫療人員和看護都說這麼做才是對的，我只能跟他們站同一邊，努力說服爸爸。那次出院後沒多久，爸爸再次住院，不知道是熟悉了或者放棄了，第二次住院期間爸爸沒再為尿布和約束而吵鬧。沒幾個月後，爸爸在同一年裡第三次住院，他也就是在那次往生了。」

至於另一位病人並無簽署ACP，本身已經到達失智症重度階段，主要由先生照顧，有天這位先生拿著住院資料衝到診間找我，急促地問：「我太太腦出血，這周已經開刀兩次，現在醫師說又出血了，要開第三次刀才能活命。陳醫師，你覺得我還要讓太太再開刀嗎?」

我問：「醫師有解釋開完刀後需要氣切和鼻胃管等的照護需求嗎?有說明開刀後是否能獨立行走嗎?」

家屬很茫然：「我聽不懂，只覺得是要救命就要開刀的意思。」

我仔細看腦部影像後說：「即使開刀，恐怕還是四肢癱瘓的植物人狀態，再加上已經重度失智…你要不要考慮就讓太太順其自然呢?也是撤除維生系統後走安寧。」

家屬問：「那會很快死掉嗎?過程會很可怕嗎?」

我說：「不是你想像的那樣。你有問題都可以詢問醫院的醫師，若有需要也都可以來找我。」

家屬最終決定不開刀，後來也撤除了維生系統，沒有讓病人繼續住加護病房，而是轉到普通病房，開始改走安寧療護。期間兒女們從國外回來，大家輪流到病床邊陪伴、說說話，某一天，這個病人的生命就走到終點。

這兩位病人的最後一程，常在我腦海中重播，特別是在鼓勵簽署ACP的場合。我當然不是反對ACP，而是更想強調：真要追求善終，ACP不是唯一的方法，而若單靠ACP，恐怕也無法達到好好走最後一程的結果。如此說來，催促醫療單位提高ACP簽署量，追求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有意義嗎？

人生總有盡頭，離開的主因不一定是因為腫瘤，還有可能是心臟突然衰竭、腦部突然出血等等，在生死交關之時，比起問ACP簽署了沒有，更有幫助的方式應該是有正確的人(或者多人組成的支持系統)在身邊，而這個人也要對醫療處置以及其可能帶來的結果、甚至是後續的照護模式、經濟承擔、生活改變等等，都能做清楚的解說，好讓家屬能決定下一步該怎麼走才最沒有遺憾。

討論生死議題，簽署ACP不是唯一的方法。(圖片來源/pexels)

凡此種種，都比一昧追求ACP簽署來得有意義，畢竟再怎麼簽署都只是白紙黑字，但生命變化以及醫療處置多有不同，連帶造成後續結果大不相同，遠非字句或條例可以預測或約束。

所以，若我們真想讓幫助病人與家屬在生命的末期能走得更平穩，請讓我們不要只把簽署ACP當成政策推廣的KPI來看。若能腳踏實地的討論生死議題，創造更坦誠的醫病溝通管道，提供更完善的照護資源，就能幫助大家在生命的末期少點遺憾、多些圓滿。

 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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