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英國首相梅伊在2018年1月任命首位「孤獨部長」，向孤獨宣戰。這個職務背後的推手來自於喬．考克斯孤獨委員會（Jo Cox Commission on Loneliness）2017年發布的報告。該報告顯示，在英國有超過900多萬人經常或總是感到孤獨；四分之三的社區醫生表示，他們每天有五分之一的患者是因孤獨來就診；50％的身心障礙人士每一天都感到孤獨。英國老人慈善組織（Age UK）也發現，20萬老人曾在超過一個月的時間內，沒和親友交談過。英國雇主每年在孤獨問題上的花費約25億英鎊，估計疏離的社區關係，可能使英國經濟每年損失320億英鎊。

面對如此龐大的健康威脅與經濟損失，英國前首相梅伊宣告：孤獨感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公共衛生挑戰之一。雖說英國在經歷 2020 年後的新冠疫情、脫歐及生活成本危機等一連串動盪後，因為政治領導力與策略消逝、慈善資金大幅撤離、民間組織與領域碎片化及公眾參與度與社會凝聚力下滑，對「孤獨感」問題的政策與資源投入已出現全面性倒退，使該領域陷入結構性崩潰。但在全球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中，孤獨依然被視為不容忽視的「現代隱形流行病」與公共衛生危機。

而在亞洲國家，日本政府在2021年2月中旬也宣布成立「孤獨與孤立對策擔當室」，並新設「孤獨與孤立事務大臣」職位，也是希望遏止「孤獨」對生命的威脅。反觀國內，在少子化與家庭結構轉型的影響下，傳統以家庭為核心的照顧模式逐漸弱化，使高齡者單獨居住現象日益普遍。過去華人社會強調家庭責任與代間支持，然而都市化與就業型態改變使成年子女外移現象增加，老人獨居已不再是例外，而成為當代高齡社會的重要生活型態。家庭小型化、子女異地工作與高齡單身化趨勢下，台灣老年人獨自生活已由個別現象轉變為結構性議題。

因應獨居老人人數快速增加，行政院於2026至2027年預計投入62.5億元，透過「數位治理」模式與大數據分析，建構完善的風險預警機制與一體化服務體系，以掌握獨居長者健康動態及生活狀況（行政院，2026）。而於2026年啟動的全台獨居人口普查，將由中央跨部會進行資料交叉比對（包含戶政、健保就醫紀錄、水電使用異常等），並由地方政府進行實地訪視，目標是在兩年內完成約70萬名潛在高風險獨老的辨識與分級。此項普查的意義，不在於產出另一組總量數字，而在於補足既有制度無法全面掌握的灰色地帶，作為後續政策介入與資源配置的基礎。

以下筆者就國內獨居老人之現況與政策提出相關反思。首先，就「居住狀態」而言，目前地方政府多以列冊管理方式辨識獨居老人，並提供定期訪視、送餐與緊急救援等服務（衛生福利部，2024）。然而，居住狀態僅能反映生活安排，卻無法充分呈現高齡者生活風險。環境的「功能性」與「適配性」遠比「居住人數」更具政策意義。Glass與Balfour（2003）指出，社區環境的可近性直接影響高齡者的功能維持。若長者居住於缺乏電梯設備或公共運輸不便的老舊社區，將形成所謂的「垂直孤立」，使其生活世界被迫縮限於微觀的室內空間。

根據Lawton與Nahemow(1973)的生態壓迫模型，當長者生理機能衰弱時，環境障礙所產生的壓迫感將呈倍數增長；因此，政策必須從單純的行政管理轉向對「人與環境適配性」的監測，將居家無障礙程度與鄰里社會基礎設施納入風險評估，以緩解空間不義帶來的脆弱性。

若長者居住於缺乏電梯設備或公共運輸不便的老舊社區，其生活世界被迫縮限於微觀的室內空間。(圖片來源/pexels)

其次，「照顧需求」的精準識別是維持在地老化（aging in place）的核心條件，亦是當代高齡政策由被動補救走向主動預防的重要轉向。相較於傳統以失能程度或戶籍身分作為服務資格依據的模式，高齡者實際需求往往呈現高度動態性與情境性，特別是在獨居長者身上更為明顯。根據「美國國家健康與老化趨勢研究」（National Health and Aging Trends Study）之研究資料顯示，獨居高齡者在移動能力（mobility）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（IADLs）方面，較非獨居者更容易出現未被滿足的照顧需求，包含外出交通、藥物管理、財務處理、購物採買與餐食準備等生活功能缺口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類需求未必呈現穩定累積，而常具有突發性與波動性，例如短暫跌倒、急性疾病惡化或社區支持網絡臨時中斷，均可能使原本尚能自主生活的長者迅速落入高風險狀態。此一現象反映出，傳統靜態評估模式難以充分掌握獨居長者生活脆弱性。現行政策多依賴年度評估或單次家訪作為服務資格判斷依據，然而高齡者功能狀態本身具有流動特性，若缺乏持續監測機制，容易錯失早期介入時機(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, 2019)。基於此，政策應逐步從一次性需求認定轉向連續性功能監測架構。

WHO(2019)所提出之整合式高齡照護模式(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, ICOPE)，即強調透過功能導向評估持續追蹤高齡者在認知、行動力、營養、心理健康、視聽功能與社會支持等面向之變化，並以此作為照顧介入依據。相較於僅關注疾病診斷或失能分級，ICOPE更能回應高齡者功能退化初期之需求，降低其進一步失能與機構化風險。若應用於台灣獨居老人政策，可作為長照評估前端篩檢工具，協助辨識尚未達長照資格但已具脆弱風險之長者，補足現行制度對亞健康高齡者支持不足之問題。此外，智慧科技的導入亦可成為彌補非同居照顧者功能缺位的重要策略。隨著數位健康技術發展，透過居家感測器、跌倒偵測裝置、用藥提醒系統與遠距健康監測，可提升高齡者生活安全並強化風險預警能力(Peek et al., 2014)。

除生活支持與安全監測外，「社會參與」之重構亦是降低獨居風險的重要面向。獨居並不必然導致孤立，但若長期缺乏具有意義的人際連結，則可能增加憂鬱、認知退化與死亡風險(Holt-Lunstad et al., 2015)。過往政策常將社會參與簡化為活動出席率或據點參與次數，但此種量化理解未必能反映高齡者真實連結品質。Kahn與Antonucci(1980)提出之社會連結模型(Social Convoy Model)認為，個體一生中皆依賴由親密關係、朋友與社區成員構成之支持網絡，此網絡不僅提供工具性支持，更形塑個體情感安全感與社會認同。

對獨居長者而言，政策核心不應僅是「安排參與」，而應協助其重建社會資本與角色位置。換言之，長者不應僅被視為服務接受者，而應成為社區關係網絡中的積極行動者。例如，透過高齡志工、代間共學、社區導覽、生命故事分享或互助支持團體等機制，協助高齡者維持社會角色與貢獻感。此類參與不僅能降低孤獨感，更有助於提升自我效能感(self-efficacy)與生活掌控感(Bandura, 1997)。

從政策層次而言，未來台灣獨居老人政策應從「服務提供」邏輯轉向「支持系統建構」思維。亦即，不僅回應高齡者已發生之需求，更須透過動態監測、智慧科技與社會網絡重建，預防風險生成。此種模式強調高齡者生活脆弱性並非單一個人問題，而是家庭支持弱化、社區連結不足與制度反應遲緩共同交織的結果。因此，在超高齡社會脈絡下，真正有效的獨居老人政策不應只是降低危機發生率，而應協助高齡者在維持自主生活的同時，仍能保有安全感、連結感與生活意義，進一步實現高齡友善社會與在地老化之政策目標。

最後，制度支持的整合程度決定了政策的永續性。獨居老人的生活挑戰涉及醫療、社福、法律及都市規劃等多重領域，單一部門的零星介入難以因應長期老化的壓力。綜上所述，獨居老人政策的治理核心應在於建構一個「支持性生態系」，透過對居住、照顧、參與及制度等維度的全面補位，真正回應長者在尊嚴生活中實現在地老化的願景。

目前台灣獨居老人服務涉及衛生福利部、地方政府社會局處、長照中心、社區關懷據點及民間組織等多元系統，但實務上常出現重複訪視、資訊未整合與個案轉介斷裂等問題。台灣未來應強化跨部門合作機制，建立單一窗口個案管理與資料整合平台，使醫療、社福與長照系統得以更有效連結。獨居老人政策不應僅聚焦於是否有人同住，而應回到高齡者如何在安全、自主與尊嚴間維持生活主體性之核心問題。

隨著人口老化與家庭結構持續變遷，政策設計應從身分分類轉向需求評估，並透過預防性支持、社區連結與整合式制度設計，建構更具韌性的高齡支持系統。社區照顧資源雖已形成網絡，但跨體系整合仍有不足。黃龍冠與楊培珊（2021）指出，臺灣長照制度在需求評估、財務機制與社政醫療整合上仍面臨挑戰。對獨居老人而言，若社福訪視、醫療追蹤、長照服務、住宅改善與警消救援未能真正串接，服務將容易碎片化，無法形成持續穩定的支持。

其次，現行制度對社會孤立與孤獨感的處理仍相對薄弱。許多政策仍偏重送餐、訪視、緊急救援與生活維持，但西方研究一再指出，高齡者健康風險往往與社會連結不足密切相關。若政策未將「社會參與」與「情感支持」納入核心目標，便可能只能處理生理安全，而無法回應心理與社會層面的脆弱性(Wiles et al., 2012; NASEM, 2020)。此外，住宅條件與生活環境的風險仍未被充分納入政策主流。內政部統計處（2025）資料顯示，一人戶長者在交通、醫療與購物便利性上存在落差，部分長者亦居住於無電梯公寓。這說明高齡政策不能只處理「人」的問題，也要處理「住的地方」與「日常活動環境」的問題。

筆者認為，未來臺灣獨居老人政策應從「獨居治理」走向「脆弱風險治理」。也就是說，政策不宜再只以「居住人數」作為核心篩選標準，而應納入年齡、失能程度、是否無子女、社會連結頻率、健康狀況、住宅環境與區位可近性等變項，建立更精準的風險分級系統。政府應將主動訪查常態化，而非僅作為短期專案。

行政院目前提出的70萬人訪查是重要進展，但若能進一步建立跨戶政、社政、長照、健保與地方社區系統的定期更新機制，並在兼顧隱私與法制授權下進行風險預警，將更有助於在問題惡化前即早介入（衛生福利部，2026）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應從「活動提供者」進一步升級為「社區型高齡支持平台」。對低風險長者可加強健康促進與社交參與，對中風險長者可提供電話問安、送餐與轉介，對高風險長者則應與長照個管、醫療端及緊急救援設備形成即時串接。如此才能真正發揮在地老化與連續性照顧的政策功能。

另外，住宅安全與反孤立政策應納入主體。在地老化的核心不只是「留在原地」，而是維持安全、熟悉、自主與關係。因此，臺灣未來應將住宅修繕、無障礙改善、老宅延壽、租屋友善、智慧感測設備與社會參與方案整合起來，才能使「在地安老」不只是口號，而是可實踐的生活支持體系。

（專欄反映作者意見，不代表雜誌立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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