格尼是一位神經外科醫師，同時也是一位照顧者。工作繁忙的她每週一定抽空親自照顧失智的母親一到兩天，其他日子大多由一位日間照顧的看護負責照顧（每天8小時），還有其中一天由親戚接手幫忙，這樣的分工模式已持續超過兩年。
但即便在有幫手的情況下，格尼醫師仍為母親的長照問題感到憂心：「我最怕的就是看護要去度假的日子，如何找到適合的人替手，時常讓人焦頭爛額。」
母親在老家住了20多年，當失智症開始侵襲時，家人們認為居家環境的熟悉感可延緩大腦退化，於是居家照護成了他們認為最好的選擇。不過，瑞士一年的法定休假日長達五週，看護休假時由誰來替手這五週？是一個極度燒腦的問題。
格尼醫師曾嘗試自己休假照顧母親，一週內她必須天天通勤兩地，更像是另外一種上班。她的妹妹育有三個孩子，平時照顧自己的家人已經分身乏術，也很難出手相助。
雖然作為醫師，但她也是在母親失智後才開始學習老人醫學，研讀長照與失智相關訊息。她與筆者分享到，「照顧父母的極限」已成為瑞士長照系統中的學術研究項目之一。
由於瑞士人普遍重視家庭觀念，目前約一半的長期照顧人口是採取在家照顧的居家模式，由家人親自照顧。而其中的甘苦，現在有了學術性的描述。
研究人員發現，過勞的照顧者也可能對失能失智的長輩照顧不善，甚至施暴，這種在現今被稱為「長照悲歌」的結果，來自照顧者的長年過勞，缺乏內部或外部的支持系統，好讓家庭照顧者獲得暫時的喘息，重新整理情緒、補充體力。
當壓力無處宣洩，「小時候你也曾經對我打罵」這類的負面家庭經驗更容易在心力交瘁的時刻湧上心頭，進而衍生出其他家庭與社會問題。
一人擔負起照顧母親責任的格尼醫生，不管以哪個國家的標準來說都十分孝順；但年過五十之後，她也發現自己體能與精神的極限。照顧失智的母親時，難免在言語間流露出不耐煩，又在事後覺得自己不該如此。但夾在叛逆期的孩子和失智的母親之間的她，決定做出改變，不再那麼「孝順」。
入秋的一個月以來，格尼醫生帶母親參觀幾個離家較近的安養中心，慢慢灌輸她可能要搬家的事。
同樣身為醫護系統中的一顆螺絲釘，她說：「瑞士的醫護照顧講究尊嚴與人性，我相信專業人員對老人家的關懷與親切，應該勝過我這個快要失控的家人。」她自嘲也有信心地說。
瑞士有些規模較大的安養機構也提供飯店式長照服務，可以送長輩進去小住幾天，享受機構內安排的課程與活動，以及醫療與住宿服務。有這樣的實際支持，才讓真正的「在地安老」有實踐的可能。